关于金融开放，央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：可通过金融开放，加强国内金融体系、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规则与国际的对接，允许外资深度参与国内资管市场，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渠道。关于监管与创新的关系，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：始终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、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、是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“三个有利于”原则，作为衡量金融创新合理性的基本标准，坚决打击偏离实体经济需求、危害金融稳定、侵害消费者权益的“伪创新”“乱创新”行为。关于股民最为关心的退市制度，证券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：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，实现“退得下”“退得稳”。上市公司有进有出、优胜劣汰，才能“流水不腐、户枢不蠹”；对于严重财务造假的“害群之马”、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“空壳僵尸”，增强退市刚性，决不允许“久拖不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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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，必须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，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，形成与“双循环”格局相匹配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，促进科技、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。一方面，在扩大增量上做文章。科创板要坚守“硬科技”定位，创业板要切实服务“三创四新”，稳步在全市场实施注册制，引导具有核心技术、富有创新力、行业领先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，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产业先进性。另一方面，在优化存量上下功夫。支持已上市公司淘汰低效供给，出清落后产能，加快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、从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，提高核心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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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将启动为期2年的公司治理专项行动
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，治理问题至关重要，没有有效的治理，不可能成为“百年老店”。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市场风险、合规风险、债务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，但最根本的还是道德风险，即“关键少数”违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等义务，滥用控制权或优势地位，严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防范道德风险，既需要监管等外部约束，也离不开公司治理的内部制衡。今年，规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被列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17项具体任务之首。从我国实际出发，推动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，要在“三个突出”上下功夫。一是突出规则监管。强化治理规则的确定性、可操作性，避免治理要求过于原则和抽象，通过清晰、明确并得到严格执行的规则，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供引导和遵循。二是突出分类推动。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，重点是“转机制”，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，健全激励约束相容机制，提升企业内在价值。对于民营上市公司，重点是“强内控”，针对部分公司股东行为不够规范、股权关系不够清晰等问题，强化公司治理底线要求。三是突出治理实践。近期，证监会将启动为期2年的公司治理专项行动，要求公司对照监管要求，全面自查、严格整改，实现治理水平整体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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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群之马、空壳僵尸要坚决退市
资本市场监管也要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适应性，不断健全股票发行、并购重组、退市等基础制度，营造更加市场化、法治化的环境，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强。第一，健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，切实把好“入口关”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，目前注册制改革只是有了好的开端，有些制度还需要不断磨合和优化。在接下来全面实施注册制过程中，应当牢牢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，不断提高注册制的适应性。第二，健全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。微软自1996年以来共实施各类并购400多次，交易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，实现了从小型软件商到全球科技巨头的重大转变。“双循环”格局下进一步提高我国并购制度的适应性，要以实施并购重组注册制为抓手，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，丰富市场工具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，提高经营效率。第三，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，实现“退得下”“退得稳”。上市公司有进有出、优胜劣汰，才能“流水不腐、户枢不蠹”；“只进不出”将扭曲市场估值体系，导致逆向选择、劣币驱逐良币。前些年，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，各方面认识不统一，退市机制不健全。2001-2018年，年均退市公司仅6家，年均退市率0.36%；而美股达4%，是我国的10倍。其退市比较顺畅，有两个重要原因：一是退出渠道多元，强制退市只占市场退出的5%，通过私有化、重组等其他方式退出占95%；二是集团诉讼等司法救济机制比较健全，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提高我国退市机制的适应性，也要通过重组一批、重整一批、退市一批，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。同时，对于严重财务造假的“害群之马”、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“空壳僵尸”，增强退市刚性，决不允许“久拖不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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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支持创新的关系
曹宇表示，要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支持创新的关系。始终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、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、是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“三个有利于”原则，作为衡量金融创新合理性的基本标准，坚决打击偏离实体经济需求、危害金融稳定、侵害消费者权益的“伪创新”“乱创新”行为。随着综合经营的不断探索，跨行业、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风险日益突出，“监管真空”和“监管重叠”交织存在。在机构监管基础上，要更加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有机结合，织密监管矩阵，拓宽监管视野，延伸监管链条，穿透识别风险本质，做到机构、业务和风险监管全覆盖。要更加注重宏观审慎监管、微观审慎监管、行为监管的协调效率，形成跨市场、跨行业风险防线；更加注重金融政策、产业政策、财政政策的优化组合，形成政策措施合力；更加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形成金融风险防控的全国“一盘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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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许外资深度参与国内资管市场
刘桂平表示，可通过金融开放，加强国内金融体系、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规则与国际的对接，允许外资深度参与国内资管市场，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渠道。同时，可引入更多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者参与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，提高养老金投资管理水平，扩大居民养老资产选择范围，分散投资风险，解决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养老金不足问题。以金融开放为契机，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、产品体系、机构体系、基础设施体系，可更好发挥金融的定价功能、风险分散功能和服务功能，利用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引导各类资金有效参与国内大循环。